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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杯”到底和“月光杯”不一样，虽不见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但与会者有久经沙场的文坛老将、有才华横溢的中年诗人、还有初露锋芒的文学新秀。我们房间里就有一位笔名叫江鸟（不知道是那个林子里的鸟）的先锋派诗人，脑后扎一条“马尾巴”就是现代艺术家们流行的那一种。还有一位名叫高庸的文学新秀，听说是专门写武打小说的，整天像一只大硕鼠一样趴在床上“啃”金庸的神雕侠侣，说不准写起武打小说来比金庸还高两下子。
睡到半夜三更里，我们房间又杀进一位久经沙场的老作家。老作家枣核脸、麻杆腰，戴一顶硕大无比的狐皮帽子，却穿一身瑟瑟发抖的单衣服（后来听说他穿的狐皮大衣在火车上被小偷给“挤”跑了）。老作家一边剧烈地咳嗽着一边颤巍巍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上面用斗大的字赫然醒目地印着作家的头衔。我不由得对老作家肃然起敬。
老作家不住地咳嗽，吵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也不知什么时候了，大概天快亮了吧！我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突然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吓得毛骨悚然，急忙拉亮灯一看，只见老作家的枣核脸憋成个紫茄子，大张着嘴，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我一看情况不妙，急忙叫醒江鸟和高庸，让他们赶紧去找孙子老师。孙子老师过来一看也吓坏了，赶紧跑到大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我们七手八脚把老作家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再晚上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原来老作家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路上又被小偷“挤”跑了狐皮大衣，冒着一路风寒，千里迢迢来领奖，没想到八字还没见一撇，颁奖会就差点儿开成追悼会。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碰见个熟人，一碰面我不由地大吃一惊，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这不是卖耗子药的冬瓜头吗？只见他穿一件皮尔卡丹皮夹克，打一条“金利来”真丝领带，蹬一双锃亮的“富贵鸟”皮鞋，硕大无比的冬瓜头闪闪发光
冬瓜头是我们县里卖耗子药的，脑袋虽大，人很聪明，卖耗子药时拿个哨子放在嘴里瞿瞿直吹，赶集的人们还以为紧急集合呢，刷的一下子围了过来，他就乘机推销耗子药。后来卖耗子药的都学着他吹起了哨子，他就弄来一台破唱机，放上霍元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结果钞票就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进了他的口袋里。不久他又鸟枪换炮，买了个四喇叭的录音机，放上迪斯科音乐，大脑袋一伸一缩、小眼睛一眯一眨、双拳一上一下、两脚一踢一踏，踢踢踏——踢踢踏地跳起了抽筋舞，引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拍掌叫绝，纷纷解囊买他的耗子药，没几年功夫他就暴发了，成立了耗子药专卖公司，自任总经理。
我问冬瓜头是不是改行了，他说还做那个生意。我又问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是来领文学大奖。见我再一次惊奇地张大了嘴巴，他急忙解释说，有个杂志做广告推销耗子药，他写了封信联系进货，不知怎么就收到了颁奖通知。反正也没出来过，现在手头有钱了正好出来潇洒一回，于是他就来了。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卖耗子药的居然应邀来领文学大奖。要不是还有老作家、江鸟和高庸这样的文坛老将、文学新秀，我真恨不得钻了耗子洞
老作家出院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一看长城。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有来过省城，更没有见过长城，连做梦都没梦见过。常言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邀我一同前往，一路上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走路都轻飘飘的，好像是在腾云驾雾。
老师傅：“去建材市场的路怎么走？”有人问路。
老作家不高兴地说：“我是作家！不是什么老师傅！”
问路人呛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我觉得老作家也有些太不谦虚了。
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彬彬有礼地对老作家说：“老师傅，请您买票！”我正要掏钱，谁知老作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作家！”全车人顿时哄堂大笑，售票员惊得目瞪口呆，老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作家究竟该不该买票。我羞得差点儿没从车窗里跳下去
我对老作家产生了怀疑，从长城回来后我问老作家：“你是那家作协的？”
老作家满肚子不高兴地说：“做鞋干什么？我不做鞋！”
我哭笑不得地问：“你是写小说的？”
老作家摇了摇头说：“我不写小说。”
“那你是写散文的？”
老作家又摇了摇头说：“我不写散文。”
“那你是”
“我是专门写文学的。”老作家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塑料袋，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塑料袋，又从里面摸出一个大信封，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捏出一张巴掌大的小报，指着报屁股上的一条表扬稿说：“这就是我的文学！”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天啦！原来老作家连文学是股子气还是股子油都还没弄清楚，就应邀来领文学大奖。
好在还有江鸟，还有高庸他们，要不然我就羞得无地自容了。江鸟的诗集送完组委会后还有剩余，就给我们房间里每人送了一本，嗬！还是香港出版的，装帧很漂亮！我受宠若惊地打开他的诗集，第一首诗是歌颂祖园
啊！我伟大的祖国
噢！我东方的巨人
哦！我亲爱的母亲
我虽然不怎么懂诗，但也实在看不出这诗“先锋”在什么地方？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初学aoe的“小儿科”罢了。
接下来便是“星球杯”颁奖大会，会议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奖者。首先颁发的是优秀作品奖，虽然没有奖杯，但奖品是厚厚的两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丛书。大会主席第一个就宣布我的名字，我满面荣光地走上主席台接过奖证和奖品，邀请大会主席和我合影留念。谁知大会主席坐着岿然不动，一口气又念了一大串名字，连文学是股子气还是股子油都没弄清楚的老作家居然也获得了优秀奖，羞得我恨不得把头插进裤裆里。更想不到的是专门写武打小说的高庸获的也是优秀奖。我抱打不平地对他说：“你不是专门写武打小说的吗？怎么才给你个优秀奖？”谁知高庸不屑一顾地说：“优秀奖就优秀奖吧！反正我的武打小说还没写呢。”我一听差点儿又把头插进裤裆里去
更叫人拍案惊奇的是卖耗子药的冬瓜头居然捧了个金光灿灿的星球杯，大脑袋一摇一晃，神气百倍地走下台来。他见我又一次惊奇地大张着嘴巴，眨巴眨巴小眼睛，指了指我手中两本卖不出去的书，又拍了拍他手中的大奖杯，洋洋得意地说：“怎么，不服气吗？你那是花了千把块钱的奖，我这可是花了上万块钱的奖啊！”
星球杯”到底和“月光杯”不一样，虽不见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但与会者有久经沙场的文坛老将、有才华横溢的中年诗人、还有初露锋芒的文学新秀。我们房间里就有一位笔名叫江鸟（不知道是那个林子里的鸟）的先锋派诗人，脑后扎一条“马尾巴”就是现代艺术家们流行的那一种。还有一位名叫高庸的文学新秀，听说是专门写武打小说的，整天像一只大硕鼠一样趴在床上“啃”金庸的神雕侠侣，说不准写起武打小说来比金庸还高两下子。
睡到半夜三更里，我们房间又杀进一位久经沙场的老作家。老作家枣核脸、麻杆腰，戴一顶硕大无比的狐皮帽子，却穿一身瑟瑟发抖的单衣服（后来听说他穿的狐皮大衣在火车上被小偷给“挤”跑了）。老作家一边剧烈地咳嗽着一边颤巍巍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上面用斗大的字赫然醒目地印着作家的头衔。我不由得对老作家肃然起敬。
老作家不住地咳嗽，吵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也不知什么时候了，大概天快亮了吧！我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突然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吓得毛骨悚然，急忙拉亮灯一看，只见老作家的枣核脸憋成个紫茄子，大张着嘴，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我一看情况不妙，急忙叫醒江鸟和高庸，让他们赶紧去找孙子老师。孙子老师过来一看也吓坏了，赶紧跑到大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我们七手八脚把老作家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再晚上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原来老作家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路上又被小偷“挤”跑了狐皮大衣，冒着一路风寒，千里迢迢来领奖，没想到八字还没见一撇，颁奖会就差点儿开成追悼会。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碰见个熟人，一碰面我不由地大吃一惊，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这不是卖耗子药的冬瓜头吗？只见他穿一件皮尔卡丹皮夹克，打一条“金利来”真丝领带，蹬一双锃亮的“富贵鸟”皮鞋，硕大无比的冬瓜头闪闪发光
冬瓜头是我们县里卖耗子药的，脑袋虽大，人很聪明，卖耗子药时拿个哨子放在嘴里瞿瞿直吹，赶集的人们还以为紧急集合呢，刷的一下子围了过来，他就乘机推销耗子药。后来卖耗子药的都学着他吹起了哨子，他就弄来一台破唱机，放上霍元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结果钞票就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进了他的口袋里。不久他又鸟枪换炮，买了个四喇叭的录音机，放上迪斯科音乐，大脑袋一伸一缩、小眼睛一眯一眨、双拳一上一下、两脚一踢一踏，踢踢踏——踢踢踏地跳起了抽筋舞，引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拍掌叫绝，纷纷解囊买他的耗子药，没几年功夫他就暴发了，成立了耗子药专卖公司，自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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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出院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一看长城。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有来过省城，更没有见过长城，连做梦都没梦见过。常言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邀我一同前往，一路上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走路都轻飘飘的，好像是在腾云驾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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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不高兴地说：“我是作家！不是什么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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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老作家产生了怀疑，从长城回来后我问老作家：“你是那家作协的？”
老作家满肚子不高兴地说：“做鞋干什么？我不做鞋！”
我哭笑不得地问：“你是写小说的？”
老作家摇了摇头说：“我不写小说。”
“那你是写散文的？”
老作家又摇了摇头说：“我不写散文。”
“那你是”
“我是专门写文学的。”老作家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塑料袋，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塑料袋，又从里面摸出一个大信封，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捏出一张巴掌大的小报，指着报屁股上的一条表扬稿说：“这就是我的文学！”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天啦！原来老作家连文学是股子气还是股子油都还没弄清楚，就应邀来领文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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