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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自宋史卷二十。
年前的八月(1065年)，登州发生一宗谋杀案，有妇人阿云，由母亲做主，配给韦姓男子，但因韦姓男子样子十分丑陋，阿云很不喜欢，遂蓄意谋杀他，但事情未成，阿云向州官自首，刑部和大理寺对案件进行合议之后，引用律法的“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减一等”认为阿云当处死刑，但是登州知府许遵却认为，同样有律法规定，因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按例当出按问欲举减二等，这样，阿云就不当处死，刑部没有采纳许遵的意见，仍定处死，但许遵也是硬气的，他将案件提交御史台复议，立意要为阿云翻案。
御史台合议，认为阿云还是当处死，许遵不服，遂申请最高级别的两制议，请求翰林院另组合议庭，重审阿云案，神宗选定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组庭同议，司马光身兼御史中丞，这一层关系多少影响着他对案件的趋向，而王安石则是恤民的，他始终不认为，重典能够带来安定的社会秩序，结果自然，两个人意见相左，于是各自写奏章给神宗，司马光支持刑部，王安石支持许遵。最后皇帝下诏遵从王安石的奏章，免了阿云死罪。
但御史台对这结果不服，于是由御史中丞腾甫犹上奏，要求再选官员组合议庭另议本案，神宗心里叹息，但没有选择的余地，御史台有权核准各类刑讼案件，若是御史台认为案件有蹊跷，就可翻案，除此以外，御史台还有谏权，可以弹劾百官和劝谏皇帝，这给神宗带来心理的压力，当然还有另外一层，阿云案本身确实是有值得争论的地方，神宗心里，其实也没有定论，言词上，自然也就压不住御史台。这一次选定的合议庭成员包括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等人，一星期之后，合议结果出来，仍然是遵从了王安石的结论，认为阿云不当死，这结果送到大理寺，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法官齐恢、王师元等人纷纷上书，称吕公著等人的合议结果不当，要求大理寺、刑部联合王安石集议一次，事情演变到这地步，已经渐次是两派势力的争斗，王安石默不作声，他私心里以为，这种无理取闹的事，皇帝是不会理睬的，但是他错了，皇帝下诏，让王安石和大理寺、刑部法官集议。
王安石只得打起精神，同法官们集议，但他心里是厌倦的，这种人臣之间的倾轧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司马光因为即是御史中丞又是翰林学士的缘故，于是选择不加入这场混战，他只是站在一边，远远看着众人围住王安石，反复论难，这种局面可以说是他私下鼓动的结果，但奇怪的是，他此刻心里并不觉得多么快意，他苦笑，不明白自己因何会感到这样的怅然若失，他也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王安石这个人有着高度的防范意识，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认为王安石此时的所作所为，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将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负担，他决定要尽一切努力，来避免那可怕的局面！他自然也看出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是十分倚重的，但他也有他的办法，他掌握着御史台，他有权对朝中一切举措提不信任案，除此以外，他还敏锐的洞察到，皇帝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够果敢，这一件纠缠不清的讼事即是明证，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司马光认为，要扳倒王安石，还是有可能的。
早在英宗年间，司马光已经很了解王安石，他仔细看过王安石的政论，于他的许多想法，他从心里反对，比如王安石说，要让地方各路发运史掌握各地粮食赋税的发运情况，斟酌决定每年上供给京城的物资数量，这分明是在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难保最后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格局，又比如，王安石坚持主张改变传统的教头练兵方式，让武艺高强、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来训练兵士，从而默契将军和士兵的配合，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会不会导致武官专权？当武官在兵士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并从实际上控制兵士，皇帝的安全会不会因此受到威胁？不要忘记，太祖皇帝正因掌握绝对的兵权，遂得黄袍加身，夺周氏的天下。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仁宗皇帝即是因为这样的顾虑，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英宗皇帝继位的时间较短，身体也十分不好，于朝政几乎也是不理会的，但是到了神宗皇帝，司马光有些沉不住气了，眼前这皇帝，年轻、能干、有抱负，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王安石，他认为王安石能够治国安邦，他在短短一年内，升了王安石三级，由知江知府擢任翰林学士，四个月之后，熙宁二年的二月，他终于宣布，升王安石为参政知事，议行新法，司马光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清楚的意识到，这个极富有行动力、刚毅果敢又才华横溢的对手，立刻就要把国家带到危险处境中！
但更糟糕的还在于，参政知事这职务，按制等于副宰相，在级别上已经高于御史台，他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去制约王安石了，司马光有些夜不成眠，看起来，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与之联手，才有可能和王安石一较高低。
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最佳的人选，这个人就是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朝宰相，富弼。
内容出自宋史卷二十。
年前的八月(1065年)，登州发生一宗谋杀案，有妇人阿云，由母亲做主，配给韦姓男子，但因韦姓男子样子十分丑陋，阿云很不喜欢，遂蓄意谋杀他，但事情未成，阿云向州官自首，刑部和大理寺对案件进行合议之后，引用律法的“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减一等”认为阿云当处死刑，但是登州知府许遵却认为，同样有律法规定，因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按例当出按问欲举减二等，这样，阿云就不当处死，刑部没有采纳许遵的意见，仍定处死，但许遵也是硬气的，他将案件提交御史台复议，立意要为阿云翻案。
御史台合议，认为阿云还是当处死，许遵不服，遂申请最高级别的两制议，请求翰林院另组合议庭，重审阿云案，神宗选定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组庭同议，司马光身兼御史中丞，这一层关系多少影响着他对案件的趋向，而王安石则是恤民的，他始终不认为，重典能够带来安定的社会秩序，结果自然，两个人意见相左，于是各自写奏章给神宗，司马光支持刑部，王安石支持许遵。最后皇帝下诏遵从王安石的奏章，免了阿云死罪。
但御史台对这结果不服，于是由御史中丞腾甫犹上奏，要求再选官员组合议庭另议本案，神宗心里叹息，但没有选择的余地，御史台有权核准各类刑讼案件，若是御史台认为案件有蹊跷，就可翻案，除此以外，御史台还有谏权，可以弹劾百官和劝谏皇帝，这给神宗带来心理的压力，当然还有另外一层，阿云案本身确实是有值得争论的地方，神宗心里，其实也没有定论，言词上，自然也就压不住御史台。这一次选定的合议庭成员包括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等人，一星期之后，合议结果出来，仍然是遵从了王安石的结论，认为阿云不当死，这结果送到大理寺，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法官齐恢、王师元等人纷纷上书，称吕公著等人的合议结果不当，要求大理寺、刑部联合王安石集议一次，事情演变到这地步，已经渐次是两派势力的争斗，王安石默不作声，他私心里以为，这种无理取闹的事，皇帝是不会理睬的，但是他错了，皇帝下诏，让王安石和大理寺、刑部法官集议。
王安石只得打起精神，同法官们集议，但他心里是厌倦的，这种人臣之间的倾轧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司马光因为即是御史中丞又是翰林学士的缘故，于是选择不加入这场混战，他只是站在一边，远远看着众人围住王安石，反复论难，这种局面可以说是他私下鼓动的结果，但奇怪的是，他此刻心里并不觉得多么快意，他苦笑，不明白自己因何会感到这样的怅然若失，他也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王安石这个人有着高度的防范意识，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认为王安石此时的所作所为，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将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负担，他决定要尽一切努力，来避免那可怕的局面！他自然也看出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是十分倚重的，但他也有他的办法，他掌握着御史台，他有权对朝中一切举措提不信任案，除此以外，他还敏锐的洞察到，皇帝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够果敢，这一件纠缠不清的讼事即是明证，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司马光认为，要扳倒王安石，还是有可能的。
早在英宗年间，司马光已经很了解王安石，他仔细看过王安石的政论，于他的许多想法，他从心里反对，比如王安石说，要让地方各路发运史掌握各地粮食赋税的发运情况，斟酌决定每年上供给京城的物资数量，这分明是在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难保最后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格局，又比如，王安石坚持主张改变传统的教头练兵方式，让武艺高强、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来训练兵士，从而默契将军和士兵的配合，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会不会导致武官专权？当武官在兵士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并从实际上控制兵士，皇帝的安全会不会因此受到威胁？不要忘记，太祖皇帝正因掌握绝对的兵权，遂得黄袍加身，夺周氏的天下。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仁宗皇帝即是因为这样的顾虑，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英宗皇帝继位的时间较短，身体也十分不好，于朝政几乎也是不理会的，但是到了神宗皇帝，司马光有些沉不住气了，眼前这皇帝，年轻、能干、有抱负，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王安石，他认为王安石能够治国安邦，他在短短一年内，升了王安石三级，由知江知府擢任翰林学士，四个月之后，熙宁二年的二月，他终于宣布，升王安石为参政知事，议行新法，司马光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清楚的意识到，这个极富有行动力、刚毅果敢又才华横溢的对手，立刻就要把国家带到危险处境中！
但更糟糕的还在于，参政知事这职务，按制等于副宰相，在级别上已经高于御史台，他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去制约王安石了，司马光有些夜不成眠，看起来，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与之联手，才有可能和王安石一较高低。
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最佳的人选，这个人就是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朝宰相，富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