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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国文化时，尤其强调，气候、土壤、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南怀瑾语），特有的环境及历史条件，造就了西方文明中独特的“德”的概念，反映在财富伦理上的极大差异性。
西方伦理的源泉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提供最可靠最丰富的源泉。如果将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新教为主）结合韦伯的著作最粗略的进行概括，其主要内容不外三部分（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在路德派、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以及浸礼宗诸派都是这样）：首先是关于财富的来源，认为一切财富来自造物主上帝，一切财富最终也都属于上帝。至于个人能获得财务完全是上帝所赐，其所获得的财富目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借用信徒的手来管理“财富”二是关于财富的获取，只能是上帝所喜爱的方式，也就是最有效、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2]决不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对于辛勤劳动、创造财富既是自己为上帝所选择的证明，是“天职”既上帝安排的任务，又是禁欲修行的最好方式。“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和自身目的一致，当作一种天职来从事”[3]。三是财富的运用，应该以上帝所喜悦的方式使用出去，所以不应该用于个人的欲望，而应该用于社会，捐献穷人，荣耀上帝。
这样的伦理或精神指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着西方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保持理性与进取、保持诚信与奉献，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到后来，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正式和主流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和规范着他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来建构了整个封建文化，在为政上以德为纲，以孝为领，让民从宗教的推崇中转而对人自身羞耻心的培植，正所谓养民，德的培养到路无拾遗是古中国最高境界的理想社会了。同时，长期以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安居乐业，后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将义与利对立，再次压抑了人们的逐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后来，儒学在经宋儒的圈改，断章后，更显其面目可憎。直至翻开近代中国史，儒学理所当然的被激进的青年们扔进了故纸堆，但并没有建立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富伦理。
改革开放后逐利动机被充分肯定，并得到较充分的释放，但旧的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有新时代的来临，一套成熟的商业伦里正在痛苦的形成中。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财富观，即认为财富是自己辛苦辛苦打拼的结果，与他人无关。在财富创造上，社会普遍的心理是笑贫不笑娼，或者“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嫌钱就不择手段，并且习惯于将财富积累过程中所有的罪过推诿于“问题制度”而缺少内省与忏悔的精神传统，周国平曾愤然写了一篇小品文有所敬畏，在对利的追逐中，人们早已忘记或有心模糊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在财富运用上，中国人倾向于个人消费与家庭（家族）消费，更多的是物质消费，有时甚至是炫耀型、浪费性消费，以及不合乎社会道德的消费，对于社会捐赠和奉献缺乏强大的内在心灵动力，精神的伦理已至零界。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颤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具有伦理观念的人，然后才有发展的经济，即“知礼节而实仓禀”从英美文化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
汤因比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所有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文化是该到了梳理的时期了，通过弘扬和建设好的价值观，来给企业发展加上一扇经济实用的防盗门，中华民族精神之再造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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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落马，说明积累多年的问题正集中爆发。一个个富豪的陨落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摘自财经观察）
[2]韦伯所谓“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0页
[3]同上，44页
研究各国文化时，尤其强调，气候、土壤、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南怀瑾语），特有的环境及历史条件，造就了西方文明中独特的“德”的概念，反映在财富伦理上的极大差异性。
西方伦理的源泉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提供最可靠最丰富的源泉。如果将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新教为主）结合韦伯的著作最粗略的进行概括，其主要内容不外三部分（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在路德派、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以及浸礼宗诸派都是这样）：首先是关于财富的来源，认为一切财富来自造物主上帝，一切财富最终也都属于上帝。至于个人能获得财务完全是上帝所赐，其所获得的财富目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借用信徒的手来管理“财富”二是关于财富的获取，只能是上帝所喜爱的方式，也就是最有效、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2]决不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对于辛勤劳动、创造财富既是自己为上帝所选择的证明，是“天职”既上帝安排的任务，又是禁欲修行的最好方式。“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和自身目的一致，当作一种天职来从事”[3]。三是财富的运用，应该以上帝所喜悦的方式使用出去，所以不应该用于个人的欲望，而应该用于社会，捐献穷人，荣耀上帝。
这样的伦理或精神指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着西方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保持理性与进取、保持诚信与奉献，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到后来，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正式和主流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和规范着他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来建构了整个封建文化，在为政上以德为纲，以孝为领，让民从宗教的推崇中转而对人自身羞耻心的培植，正所谓养民，德的培养到路无拾遗是古中国最高境界的理想社会了。同时，长期以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安居乐业，后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将义与利对立，再次压抑了人们的逐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后来，儒学在经宋儒的圈改，断章后，更显其面目可憎。直至翻开近代中国史，儒学理所当然的被激进的青年们扔进了故纸堆，但并没有建立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富伦理。
改革开放后逐利动机被充分肯定，并得到较充分的释放，但旧的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有新时代的来临，一套成熟的商业伦里正在痛苦的形成中。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财富观，即认为财富是自己辛苦辛苦打拼的结果，与他人无关。在财富创造上，社会普遍的心理是笑贫不笑娼，或者“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嫌钱就不择手段，并且习惯于将财富积累过程中所有的罪过推诿于“问题制度”而缺少内省与忏悔的精神传统，周国平曾愤然写了一篇小品文有所敬畏，在对利的追逐中，人们早已忘记或有心模糊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在财富运用上，中国人倾向于个人消费与家庭（家族）消费，更多的是物质消费，有时甚至是炫耀型、浪费性消费，以及不合乎社会道德的消费，对于社会捐赠和奉献缺乏强大的内在心灵动力，精神的伦理已至零界。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颤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具有伦理观念的人，然后才有发展的经济，即“知礼节而实仓禀”从英美文化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
汤因比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所有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文化是该到了梳理的时期了，通过弘扬和建设好的价值观，来给企业发展加上一扇经济实用的防盗门，中华民族精神之再造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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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落马，说明积累多年的问题正集中爆发。一个个富豪的陨落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摘自财经观察）
[2]韦伯所谓“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0页
[3]同上，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