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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这就是学习的宗旨。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东方人固有的人性哲学，与西方不同，西学中以追究宇宙的本体为主。它的整个系统最初是宗教，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于是产生了知识论。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孔子从血缘伦理（父子）推导出的君臣关系，道理显而易见，就以天合人而言，道转换为天，天转化为理，建立在血缘依据而导出以“人生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
对“学问”的获取，孔子提出“观过而知仁”也就是说，这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是从人生经验，做事上去体会的。随时注重“时”和“习”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几乎要达到“吾日三省吾身”
当完成了“学”的宗旨及方向的论述后，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学习的态度，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整篇学而紧紧抓住做人这一宗旨，在明白学之目的、宗旨、态度与方法之后，就不难理解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如东施之效颦的道理了。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种文化要是出了毛病，处方只从这种文化自身中开出。这当然只是对西方文化而言，因为老海的目的很明确：“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3]尽管老海把他的法西斯主义用到了文化评判里边，但这个丢人现眼的苦果我们只有自个儿吞下。而我们似乎是厚着脸皮从反面在听海德格尔：以为儒学不仅可以疗救西方技术世界的问题，而且从儒学自身就可以开出解决儒学带来的问题的处方－－这是当代新儒学的伟大心愿。[4]面对文化的拷问，我们应向南先生那样，必须抱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论语别裁走了很好的一步。
[1]引自鲍戈莫洛夫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70页。
[2]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3]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4页。
[4]刘小枫认为，新儒学在这方面的做法之一是，要么拼命证明原儒中已有宗教精神（如忧患意识），要么拼命证明儒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精神，再不然就是竭力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请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注释）。
的人，这就是学习的宗旨。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东方人固有的人性哲学，与西方不同，西学中以追究宇宙的本体为主。它的整个系统最初是宗教，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于是产生了知识论。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孔子从血缘伦理（父子）推导出的君臣关系，道理显而易见，就以天合人而言，道转换为天，天转化为理，建立在血缘依据而导出以“人生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
对“学问”的获取，孔子提出“观过而知仁”也就是说，这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是从人生经验，做事上去体会的。随时注重“时”和“习”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几乎要达到“吾日三省吾身”
当完成了“学”的宗旨及方向的论述后，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学习的态度，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整篇学而紧紧抓住做人这一宗旨，在明白学之目的、宗旨、态度与方法之后，就不难理解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如东施之效颦的道理了。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种文化要是出了毛病，处方只从这种文化自身中开出。这当然只是对西方文化而言，因为老海的目的很明确：“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3]尽管老海把他的法西斯主义用到了文化评判里边，但这个丢人现眼的苦果我们只有自个儿吞下。而我们似乎是厚着脸皮从反面在听海德格尔：以为儒学不仅可以疗救西方技术世界的问题，而且从儒学自身就可以开出解决儒学带来的问题的处方－－这是当代新儒学的伟大心愿。[4]面对文化的拷问，我们应向南先生那样，必须抱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论语别裁走了很好的一步。
[1]引自鲍戈莫洛夫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70页。
[2]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3]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4页。
[4]刘小枫认为，新儒学在这方面的做法之一是，要么拼命证明原儒中已有宗教精神（如忧患意识），要么拼命证明儒虽非宗教却高于基督教精神，再不然就是竭力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请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