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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地出入，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众，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 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于享乐的人，多如秋草。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子、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著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通晓兴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于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于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于做实事。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于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于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于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于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于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于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于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吧？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于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于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于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于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从容地出入，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众，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 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于享乐的人，多如秋草。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子、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著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通晓兴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于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于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于做实事。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于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于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于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于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于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于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于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吧？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于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于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于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于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