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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父程羽，宋太宗时期的三司使。父亲程王向，仁宗时录用旧时大臣的后裔，被委任为黄陂县尉。任职很久后，升为龚州知州。当时宜獠区希范已经被杀了，他故乡的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世，说“：应当为我在南海立祠庙”于是迎送他的神灵至南海，到龚州，程王向派人责问送神的人，送神的人说：“近来经过浔州，浔州知州以为是妖怪，投祭祀品到江里，祭祀品逆水而上，知州害怕，于是改为以礼相待。”程王向派人又把祭品投入江里，祭品顺流而下，这种迷信欺骗于是被平息。程王向改职为磁州知州，又改为汉州知州，曾经在开元寺僧舍款待宴请客人，刚刚开始喝酒，人们喧哗说佛光显现，看的人互相挤撞践踏，不能禁止，程王向安静地坐着不动，过一会儿就安定下来了。熙宁新法推行，做州县官吏的听从命令唯恐落后，程王向独自抗议不行，指出新法的不恰当之处。朝廷派来的使者李元瑜发怒，他就推托生病而回归故里，不久退休，经多次转官，升为太中大夫。元。。五年(1090)，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程王向仁慈、忠恕同时又刚毅、果断，平时与幼童和没有权势钱财的人相处，唯恐有伤害别人的意思，至于违犯了仁义道理，则不包庇袒护了。他左右的副职小官等人，没有一天不观察他的饥与饱、寒与热。先后得到五次任命子弟的机会，分别给了叔伯的子孙。出嫁孤女，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得到的薪俸，分别用来赡养亲戚中的贫穷人。伯母寡居，他奉养她很好。侄女嫁人后死了丈夫，程王向把她接回来，教育抚养她们母子，像对待儿子、侄儿一样。当时官职小，俸禄少，克制自己，追求道义，别人都以为很难得。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彰他的清廉和志气节义，皇帝诏令赏赐帛二百匹，官府为他出葬。
程颢录取为进士，奉调为户县、上元县主簿。户县有一平民借住兄弟的房子，挖开地下发现了埋藏的钱币，兄弟的儿子上诉说：“是我父亲藏的。”程颢问：“是哪一年藏的？”回答说：“藏了四十年。”“他们什么时候借住的呢？”回答说：“借住二十年了。”派遣官吏拿来十千钱仔细观察，对上诉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超过五六年就已经流通至天下各地，这都是没有埋藏前数十年所铸的钱，是什么原因呢？”上诉的人不能回答出这个道理。茅山有个池子，生长的龙像蜥蜴有五种颜色。祥符年中取二条龙送至京都，半路上遗失了一条，中使说是飞入空中消失了。民众习俗是严格侍奉而不懈怠，程颢捕捉到后做成肉干吃了。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富户人家张氏的父亲死了，清早有一年迈的老人亲到他的门前说：“我，就是你父亲。”那个人的儿子惊疑不已，不知所措，同他一起到晋城县衙。那个老人说：“我身为医生，因远出为别人治病，而妻子生了儿子，因为贫穷不能抚养，就送给了富人张氏。”程颢对他们进行质问、检查验证。老人取出怀中的一封书信进呈送上，这封书信上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抱儿子送给了张三翁家里。”程颢问“：张氏当时才四十岁，哪有称他为翁的道理呢？”那个老人惊骇不已，辞谢走了。
老百姓交粟为税多送到附近边地，装载前往则道路远，就近买则价格高。程颢选择富户可以任用的人，预先令他贮藏粮粟做好准备，费用大量节省。民众因事至县衙的人，他一定以孝、悌、忠、信相告诫，在家里就要服侍听从父亲、兄长的，在外面就要服侍听从年长与上辈的。打算计划按乡村的远近建立伍保，使他们相互之间在财力、劳役上相互帮助，患难之时互相抚恤，从而邪恶、伪诈没有容身的场所。凡是孤寡残废的人，责令他的亲戚、乡邻党里帮助他，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而在外面旅行的人，患了疾病都有人帮助照顾。乡里一定要有学校，闲暇的时候亲自去讲学，召集父老乡亲与他们交谈。小孩所读的书，亲自为他断句点读，教育不好的人，就改换另外安置。选择民间优秀的子弟，聚集一起进行教育。乡间民众组成社会，为他们制订乡规民约，分别善恶行为，表彰善行，惩戒恶行，使人有劝善耻恶的进取心。在晋城县三年，老百姓爱戴他就像父母一样。
熙宁初年，受吕公著的推荐，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宋神宗平素就知道他的名声，几次召见他，每次退出的时候，一定对他说：“连续几次要求对策，想常常看见你。”有一天，皇上悠闲地登门造访，时间正是中午，于是，他急速出来迎接，堂庭上的人说：“御史您不知道皇上还没有吃饭吗？”前后与皇上谈论叙说了很多话，大致是以端正心术，窒息欲望，征录贤能，培育人才为主要的谈话内容，想务必以诚恳的意见来感动皇上。曾劝戒皇上防止、抑制没有产生的欲望，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有识之士，神宗皇帝弯腰靠近他说：“你的话，我应当作为自己的告诫。”
王安石主持政务，讨论更改法律条令，朝廷内外的人都以为不好，说的人很严厉地攻击新法。程颢接受圣旨到中堂议论政事，王安石刚刚对发表意见的人怒气冲冲地予以指责，声色俱厉地对待他们。程颢慢条斯理地说“：议论国家的事情不是像哪一家来议论私人的事情，希望平心静气地来听。”王安石为此感到羞愧、理屈。自从王安石治理国事以来，程颢从没有一句话谈到功利。任职八九个月的时间，几次议论当时的政事，最终发表看法说：“有智慧的人像大禹治水，畅通行达就不会出什么乱子；舍弃这个而想排除危险阻拦，就不足以去谈论智慧。从古以来兴治立国的事情，没有朝廷内外的人都说不可行而能够达到目的、成就大事的，况且还有排斥忠良大臣，阻拦、废弃公众议论，使用资历低贱而欺凌资历高贵的人，以歪邪的人去干扰公正的人呢？即使侥幸能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追求功利的大臣一天天地进升，崇尚道德的风气渐渐衰竭，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运兆头。”于是请求辞去议论国事的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相处很友好，到这时开始与他意见不统一而有矛盾，但仍然敬重他的忠诚、守信，没有很生气，只是派出朝廷任命他为提点京西路刑狱。程颢坚决辞谢，改任他为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奏疏请求隐退，称赞程颢公正、率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他。
程日方治理黄河，挑选了澶州的士兵八百人，在使用中虐待他们，许多士兵逃回了军中。许多僚属害怕程日方，打算不收留他们。程颢说“：他们死里逃生自己回来，不收留他们会出乱子。如果程日方生气发怒，我自己担当这个责任。”于是随即亲自到衙门口开导、慰劳他们，约定稍微休息几天再恢复治理黄河的役作，众人欢呼跳跃而入。详细地把事情呈上，得以不遣散。程窻后来从澶州经过，扬言说“：澶州士兵的溃散，大概是程中允引诱所致，我打算把这个事上奏给皇上。”程颢听说以后，说：“他的所作所为还怕我告他，怎么他还敢告诉皇上。”后来果然不敢说这个事。
曹村挡水的埽决口了，程颢对知州刘氵奂说：“曹村河道决口了，京师都城就值得忧虑了。做臣子的职责，用身体去挡塞也是该做的，何不全部把地方厢兵士卒交给我。”刘氵奂把知州官印交付给程颢，他立即跑到河道溃决的地方，激励晓谕士兵。议论的人以为这个决口的情势不可能挡塞得了，只是徒劳人力罢了。程颢命令会游泳的人横渡到决口中，牵引巨大的绳索以帮助众人，在决口两边齐头并进，数天以后，决口就挡住了。
请求监洛河竹木务，几年中没有述职升迁，故特别迁升为太常丞。神宗又想派他修撰三经义，执政宰相认为不可以，任命担任扶沟县知县。广济、蔡河流经这个县境内，靠近河道的恶少子弟无事生非，专门经常去威胁、勒索夺取行船上的钱财货物，一年中肯定要烧毁船只十余艘以树立他们的威风。程颢抓获了一人，使他交出同伙，赦免了他过去的罪恶，对其他人分别加以处罚，命令他们以拉纤作为职业，同时又观察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至此，这个县境内再也没有剽掠抢劫的祸患。内侍宦官王中正检查巡视保甲，权势气焰震动地方，各地竞相奢侈地供他铺张，以取悦于他，主管的官吏来请他，程颢说：“我这个县里贫穷，哪里能够效法其他的县呢。从老百姓中掠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只有我县令过去藏青的帐子可用作奢侈品了。”改任命为判武学，李定因为他在推行新法之初首先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弹劾他，罢免了现有官职而复原位，又因狱中逃走了犯人，责令他监汝州盐税。哲宗即位以后，召回任命他为宗正丞，没有上任就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
程颢有超过常人的天资气质，修养很好，和睦纯洁的气质，显露于全身，门生故旧朋友跟他交往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声色俱厉的样子。遇到什么事都很好地去做，即使是时间很仓促的时候，也没有急躁不耐烦的样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弟弟程颐听说汝南周敦颐谈论学问，于是厌弃科举考试的学习方式，感慨地有追求道义的志向。广泛地学习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道家、佛经的学习研究有几十年之久，然后反过来又求之于六经当中而有所得。从秦、汉以来，没有谁达到这样高的境界的。
教导别人从穷究知识到达知识的最高境界，使意念至诚以达到平治天下，从洒水扫地日常生活应对达到穷究真理，纯洁性格，善于有步骤地进行。担忧学者们厌弃平常的知识而好高骛远的毛病，以致最后一事无成。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道义不清楚，是因有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损害它。过去的损害较浅近而容易了解，现在的损害较深远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欺骗别人是乘别人处于模糊不清醒的时候，现在迷惑欺骗别人是凭借别人自觉清醒的时候。自认为穷尽神志、知晓变化，而实际上不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成就天下的要求，在理论上说没有不周到的，而实际上仅仅了解一些表面的伦理常识，至于穷究事物的真谛达到细致入微的境界，实际上不能够到达尧、舜的那种道义境界。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显鄙陋、晦涩固滞，就一定会达到如此的程度。自从道义不清楚，邪怪妖异虚妄的学说乘机竞相而起，充塞老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淹没于污泥浊水之中，虽有很高的才能，超人的智慧，然而因固执而拘泥于所见所闻，以致醉生梦死，而自己还不明白。这就是正确的道路都被荆棘与丛生的杂草所堵塞，圣贤的门道而被遮蔽塞住不通，直到迎头破开之后才可达到深明道义的真正境界的原因。”
程颢的死，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士大夫，没有不感到哀伤的。文彦博采纳大家的议论，在他的墓碑上题字称“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为他写序说“：周公死后，圣人的道义没有再流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术没有人再继承传扬。道义不流行，上百世没有善政大治；学术没有传承，上千年没有真正的儒士。没有善政大治之世，士大夫还可以了解善政大治的道义，把善良美好留给别人，传之后世；没有真正的儒士，就感到模模糊糊地不知怎样做才好，人的私欲盛行而天理消失了。明道先生生活于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了一直没有传世的学术，以大兴儒学作为自己终生的大任务，辨别不符合正统思想的教义主张，破除怪诞的邪说，使圣人的道义很有光彩地重新流行于社会，大概从孟子以后，只有他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们对道义不知道在哪里，那么，谁知道这个人所建立的功业呢？不知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谁知道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值得称道的情义呢？”
嘉定十三年(1220)，赐给谥号叫作“纯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河南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以致想交结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盘。二十一岁那年，以书信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以为不满足，于是又访寻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这种说教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师讲解易经，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二兄弟来了，与他讨论易经，第二天告诉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义很高深，是我所达不到的，你们可拜他为老师。”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精神焕发地、很自信地说“：我求得的道义已满足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学道。
考取进士，任命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为首先要办的事务，每个月的吉日，准备酒菜食物，召集乡间年龄很大的老人会聚在县衙署，亲自为他们劝酒应酬，使人们都知道奉养老人侍奉年长的人的道义，于是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训、劝告子弟的目的。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神宗刚刚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学之士帮助谋划治理国家，召他问治理方法，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于治道。”皇帝听后感到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他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问他新政如何，张载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别人也以善道报答您；如果像教导玉工雕琢玉器那样，则应该有不接受听从命令的。”明州苗振狱事兴起，张载去审理这件狱事，最后因为苗振的罪行杀了他。
回到朝廷，随即因病迁移隐居在南山脚下，整天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房子里，座位左右都是书籍，俯身读书，仰坐思考，有所心得就记载下来，有时半夜起床坐着思考、学习，点上蜡烛照着写作。他的志向道义，精于思考，从没有一会儿停止过，也从没有一会儿忘记过。他穿的是破旧衣服，吃的是蔬菜粗食，给他的学生讲习学业，每次都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业一定要像圣人才罢休。他认为，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要求做贤人而不要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一大弊端。所以他的学问是尊崇礼教，以德为贵，乐天安命，以易经为学的宗旨，以中庸为本体，以孔子、孟子为效法的对象，黜除怪诞妖妄，辨清鬼神妖怪。他的家里婚、丧、葬、祭之礼，大概都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之以现在的礼节。又议论考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的礼法，都想编排条理成书籍，使之可以成就于他的学术事业。
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自始至终，善于发现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他所谈论的政治是稍可复行古制。应当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以备咨询探访。”于是召他知太常礼院。因与太常礼院官员议论礼仪不一致，又以生病辞归，到半路上病得很厉害，晚上洗澡换衣后去睡觉，第二天清晨去世。因贫穷没有财物办理丧事，他的门生合起来买棺材办理丧事。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不热衷于官职的升迁，请求追加赠赐优恤，皇帝诏令赏赐馆职俸禄的一半。
张载博学古代，努力实践，成为关中士大夫们的一代宗师，社会上的人都称之为“横渠先生”所著书名是正蒙，又写有西铭，说：
“乾称为父亲，而坤称为母亲，我从这里来到人间，于是混然处于人间。所以天地的交合构成了我的身体，天地的运行造就了我的性格，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我与他们共有。
“皇上君主，是我天地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们，是天地父母宗子的家人。尊敬年老人，以长辈的礼仪对待长者，爱护关心孤独幼儿，以爱幼的善心对待幼儿，圣人要具备各种美好的道德，以俊秀的人才为贤能。凡是天下老弱病残、鳏寡孤独，都是我应以兄弟之间的联系去对待而无须要别人相告的人。‘按时去保护他们’，是子孙们的道德义务。‘快乐而不忧愁’，纯粹是尽孝的责任。违背就是背离道德；损害仁义就是贼，帮助恶狠的人是不才的表现，在行动上遵守常道是相似于有孝道的人。
“融会贯通了就善于阐述事情的道理，穷尽精微大义就善于继承圣贤的大志，不因为屋漏而感到惭愧为无辱，立志修身养性在于不懈。厌恶美酒，是崇伯子善于顾养的方法；培育英材，是颖封人的赏赐的类型。不弛于操劳而善始善终，是舜的功绩；没有逃脱的出路而静待烹煮，是申生恭顺的表现。身体所接受的而归于一个人的，是曾参吗？勇敢地顺从而服从命令的人，是伯奇。富贵福运恩泽，将使我的生存更加有利；贫贱忧愁痛苦，是父母天地对他们的考验和成全。存活时，我顺其自然；死了，我也得到安息。”
程颐曾经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发展了从前圣贤们所没有讲到的道理，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修养气质的论点是同一个道理，自从孟子以后大概再没有见到过。”学者们到现在仍然尊崇这本书。
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明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他的弟弟叫张晋戈。
邵雍，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他的父亲邵古迁居衡漳，又迁居共城。邵雍三十岁时，游历河南，把他的父亲葬在伊水岸边，于是成为河南府人。
邵雍年少的时候，自觉有雄奇之才能，慷慨地想树立功名。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开始做学问，就很刻苦努力，寒冷时不生炉子，酷暑时不用扇子，晚上不上床就席睡觉有几年的时间。而后感叹说“：过去的人崇尚友人像古代一样，而我自己却独独没有到各处走师访友。”于是越过黄河、汾水，跋涉于淮水、汉江一带，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原有辖区，很久以后，幡然归来，说：“道在这里了。”于是不再出去。
北海李之才代摄共城县令职事，听说邵雍好学，曾经到他房舍拜访，对他说“：您也听说了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说“：很荣幸地愿听您的教诲。”于是奉事李之才。接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李之才的传承，它的渊源端绪很久远，而邵雍探索精微、研究深奥，奇妙地领悟，心领神会地默契，洞察入微、探求深奥，如汪洋浩瀚、广博，大多是自己学习、研究所得的。随着他学问的增长，他的德性更高，研习玩赏的水平更加高明，可以观察了解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二气的增加与减少，时间久远的古代到现在的社会变化，细微的能跑、能飞的动物到树草花木的性情特征，可以很仔细地了解它们的变化与发展，差不多达到所谓不惑而无疑问的境界，而不是依靠仿照象数学，主观地推测而屡中的。于是增加宓羲先天的旨意，写成十多万字的著作流行于社会，然而社会上能知道他的学问的门道的人是很少的。
初到洛阳的时候，居住茅草房，不能遮挡风雨，他亲自砍柴烧火煮饭以侍奉父母，虽然常常断炊，然而却怡然自得，感到很快乐，别人不能看清他快乐的秘密所在。到为父母守丧的时候，哀痛损己完全合乎礼仪。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许多贤能的人退居洛阳的时候，都很敬重邵雍，常常互相一起串门游览，为他买园圃住宅。邵雍年年按季节种田收割，仅仅能自给衣食。给他的住宅取名叫“安乐窝”因此，他自称“安乐先生”早晨他焚香端坐，下午饮酒三四盅，微微有些醉意即不饮了，常常不到醉酒的程度，兴致所到就吟诗自咏。春秋季节就在洛阳城中游玩，刮风下雨常常不出屋，外出则乘小车马，一个人牵着缰绳，随意之所好，到哪算哪。士大夫们家里都知道他车子的声音，争相恭候迎接，小孩、佣人都欢呼跳跃、相互转告说：“我家的先生到了。”不再称他的姓氏名字。有时候留下来住宿二夜，然后才离开。喜欢管闲事的人另外做房屋给邵雍居住，以等待、恭候他的到来。名字叫作“行窝”
司马光把邵雍当作兄长看待，二人纯洁、高尚的道德被乡里所钦慕向往，父子兄弟之间每每互相告诫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晓了。”有士大夫到洛阳的，有的不到官府衙署，却必到邵雍家里。邵雍品德、气质纯粹凛然，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贤能的人，然而他不注重表现、推荐自己，与人交往没有界限阻碍，成天和大家在一起闲居宴请笑谈，不以为有什么奇怪。与别人谈话，乐于谈论别人的善行而隐瞒他的缺点。有的就便请教学问，他就回答他，从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别人不分贵与贱、老与少，一律以诚相待，因此，贤能的人喜欢他高尚的道德，不贤的人叹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城中的人才盛况空前，而忠诚、淳厚的风气传闻于天下。
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官吏受牵制被迫无所作为，有的自己弹劾自己离职。邵雍的门生故友在州县做官的，都写信向邵雍询问访察，邵雍说：“这是贤能的人应当尽力职守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能宽松一分，那么民众就会受一分恩赐了。自己弹劾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嘉。。年间，下诏访求隐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予他将作监主簿，又荐举隐逸之士，补为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辞谢未成才接受任命，最终又说有病而不到任。熙宁十年(1077)，去世，终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年间追赐谥号叫作“康节”
邵雍高明英俊，才智见识出众，傲视千古。他坦率平易、忠厚朴实，不露锋芒，因此他清醒而不激动，平和而不随波逐流，别人与他交接久了，更加尊重、信任他。河南府程颢初次侍奉他的父亲认识了邵雍，与他从早到晚，一直讨论不休，回去后，感叹地说：“尧夫，是内圣外王之治的学问啊。”
邵雍的智慧、思维超越常人，遇事能预测而事先了解。程颢曾经说“：他的心里虚怀若谷，光明磊落，自然能在事前预测了解。”当时学者因为邵雍有超人的造诣和远见卓识，想有高于邵雍的所作所为，甚至称邵雍有玩世不恭的意思；又因为邵雍能预测未来，就说邵雍对一般物质的声气存废有所感觉，只是以它的动态运行来推测它的变化。于是列举世事中已经如此者，都以为是邵雍有言在先，邵雍大概未必是这样的。
邵雍病重之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从早到晚守候在侧，快要死的时候，大家在外面的房子里议论丧葬事情，邵雍对众人所说的话都能听见，召他的儿子邵伯温来对他说“：各位君子想把我埋葬在离城很近的地方，应当把我葬在咱祖先的坟茔一起。”葬事毕后，程颢为他写了墓志铭文，称颂邵雍的道纯净而不杂乱，就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既安稳又成熟。他所写作的书叫作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他的诗叫作伊川击壤集。
儿子邵伯温，另外有传。
; 高祖父程羽，宋太宗时期的三司使。父亲程王向，仁宗时录用旧时大臣的后裔，被委任为黄陂县尉。任职很久后，升为龚州知州。当时宜獠区希范已经被杀了，他故乡的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世，说“：应当为我在南海立祠庙”于是迎送他的神灵至南海，到龚州，程王向派人责问送神的人，送神的人说：“近来经过浔州，浔州知州以为是妖怪，投祭祀品到江里，祭祀品逆水而上，知州害怕，于是改为以礼相待。”程王向派人又把祭品投入江里，祭品顺流而下，这种迷信欺骗于是被平息。程王向改职为磁州知州，又改为汉州知州，曾经在开元寺僧舍款待宴请客人，刚刚开始喝酒，人们喧哗说佛光显现，看的人互相挤撞践踏，不能禁止，程王向安静地坐着不动，过一会儿就安定下来了。熙宁新法推行，做州县官吏的听从命令唯恐落后，程王向独自抗议不行，指出新法的不恰当之处。朝廷派来的使者李元瑜发怒，他就推托生病而回归故里，不久退休，经多次转官，升为太中大夫。元。。五年(1090)，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程王向仁慈、忠恕同时又刚毅、果断，平时与幼童和没有权势钱财的人相处，唯恐有伤害别人的意思，至于违犯了仁义道理，则不包庇袒护了。他左右的副职小官等人，没有一天不观察他的饥与饱、寒与热。先后得到五次任命子弟的机会，分别给了叔伯的子孙。出嫁孤女，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得到的薪俸，分别用来赡养亲戚中的贫穷人。伯母寡居，他奉养她很好。侄女嫁人后死了丈夫，程王向把她接回来，教育抚养她们母子，像对待儿子、侄儿一样。当时官职小，俸禄少，克制自己，追求道义，别人都以为很难得。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彰他的清廉和志气节义，皇帝诏令赏赐帛二百匹，官府为他出葬。
程颢录取为进士，奉调为户县、上元县主簿。户县有一平民借住兄弟的房子，挖开地下发现了埋藏的钱币，兄弟的儿子上诉说：“是我父亲藏的。”程颢问：“是哪一年藏的？”回答说：“藏了四十年。”“他们什么时候借住的呢？”回答说：“借住二十年了。”派遣官吏拿来十千钱仔细观察，对上诉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超过五六年就已经流通至天下各地，这都是没有埋藏前数十年所铸的钱，是什么原因呢？”上诉的人不能回答出这个道理。茅山有个池子，生长的龙像蜥蜴有五种颜色。祥符年中取二条龙送至京都，半路上遗失了一条，中使说是飞入空中消失了。民众习俗是严格侍奉而不懈怠，程颢捕捉到后做成肉干吃了。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富户人家张氏的父亲死了，清早有一年迈的老人亲到他的门前说：“我，就是你父亲。”那个人的儿子惊疑不已，不知所措，同他一起到晋城县衙。那个老人说：“我身为医生，因远出为别人治病，而妻子生了儿子，因为贫穷不能抚养，就送给了富人张氏。”程颢对他们进行质问、检查验证。老人取出怀中的一封书信进呈送上，这封书信上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抱儿子送给了张三翁家里。”程颢问“：张氏当时才四十岁，哪有称他为翁的道理呢？”那个老人惊骇不已，辞谢走了。
老百姓交粟为税多送到附近边地，装载前往则道路远，就近买则价格高。程颢选择富户可以任用的人，预先令他贮藏粮粟做好准备，费用大量节省。民众因事至县衙的人，他一定以孝、悌、忠、信相告诫，在家里就要服侍听从父亲、兄长的，在外面就要服侍听从年长与上辈的。打算计划按乡村的远近建立伍保，使他们相互之间在财力、劳役上相互帮助，患难之时互相抚恤，从而邪恶、伪诈没有容身的场所。凡是孤寡残废的人，责令他的亲戚、乡邻党里帮助他，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而在外面旅行的人，患了疾病都有人帮助照顾。乡里一定要有学校，闲暇的时候亲自去讲学，召集父老乡亲与他们交谈。小孩所读的书，亲自为他断句点读，教育不好的人，就改换另外安置。选择民间优秀的子弟，聚集一起进行教育。乡间民众组成社会，为他们制订乡规民约，分别善恶行为，表彰善行，惩戒恶行，使人有劝善耻恶的进取心。在晋城县三年，老百姓爱戴他就像父母一样。
熙宁初年，受吕公著的推荐，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宋神宗平素就知道他的名声，几次召见他，每次退出的时候，一定对他说：“连续几次要求对策，想常常看见你。”有一天，皇上悠闲地登门造访，时间正是中午，于是，他急速出来迎接，堂庭上的人说：“御史您不知道皇上还没有吃饭吗？”前后与皇上谈论叙说了很多话，大致是以端正心术，窒息欲望，征录贤能，培育人才为主要的谈话内容，想务必以诚恳的意见来感动皇上。曾劝戒皇上防止、抑制没有产生的欲望，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有识之士，神宗皇帝弯腰靠近他说：“你的话，我应当作为自己的告诫。”
王安石主持政务，讨论更改法律条令，朝廷内外的人都以为不好，说的人很严厉地攻击新法。程颢接受圣旨到中堂议论政事，王安石刚刚对发表意见的人怒气冲冲地予以指责，声色俱厉地对待他们。程颢慢条斯理地说“：议论国家的事情不是像哪一家来议论私人的事情，希望平心静气地来听。”王安石为此感到羞愧、理屈。自从王安石治理国事以来，程颢从没有一句话谈到功利。任职八九个月的时间，几次议论当时的政事，最终发表看法说：“有智慧的人像大禹治水，畅通行达就不会出什么乱子；舍弃这个而想排除危险阻拦，就不足以去谈论智慧。从古以来兴治立国的事情，没有朝廷内外的人都说不可行而能够达到目的、成就大事的，况且还有排斥忠良大臣，阻拦、废弃公众议论，使用资历低贱而欺凌资历高贵的人，以歪邪的人去干扰公正的人呢？即使侥幸能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追求功利的大臣一天天地进升，崇尚道德的风气渐渐衰竭，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运兆头。”于是请求辞去议论国事的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相处很友好，到这时开始与他意见不统一而有矛盾，但仍然敬重他的忠诚、守信，没有很生气，只是派出朝廷任命他为提点京西路刑狱。程颢坚决辞谢，改任他为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奏疏请求隐退，称赞程颢公正、率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他。
程日方治理黄河，挑选了澶州的士兵八百人，在使用中虐待他们，许多士兵逃回了军中。许多僚属害怕程日方，打算不收留他们。程颢说“：他们死里逃生自己回来，不收留他们会出乱子。如果程日方生气发怒，我自己担当这个责任。”于是随即亲自到衙门口开导、慰劳他们，约定稍微休息几天再恢复治理黄河的役作，众人欢呼跳跃而入。详细地把事情呈上，得以不遣散。程窻后来从澶州经过，扬言说“：澶州士兵的溃散，大概是程中允引诱所致，我打算把这个事上奏给皇上。”程颢听说以后，说：“他的所作所为还怕我告他，怎么他还敢告诉皇上。”后来果然不敢说这个事。
曹村挡水的埽决口了，程颢对知州刘氵奂说：“曹村河道决口了，京师都城就值得忧虑了。做臣子的职责，用身体去挡塞也是该做的，何不全部把地方厢兵士卒交给我。”刘氵奂把知州官印交付给程颢，他立即跑到河道溃决的地方，激励晓谕士兵。议论的人以为这个决口的情势不可能挡塞得了，只是徒劳人力罢了。程颢命令会游泳的人横渡到决口中，牵引巨大的绳索以帮助众人，在决口两边齐头并进，数天以后，决口就挡住了。
请求监洛河竹木务，几年中没有述职升迁，故特别迁升为太常丞。神宗又想派他修撰三经义，执政宰相认为不可以，任命担任扶沟县知县。广济、蔡河流经这个县境内，靠近河道的恶少子弟无事生非，专门经常去威胁、勒索夺取行船上的钱财货物，一年中肯定要烧毁船只十余艘以树立他们的威风。程颢抓获了一人，使他交出同伙，赦免了他过去的罪恶，对其他人分别加以处罚，命令他们以拉纤作为职业，同时又观察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至此，这个县境内再也没有剽掠抢劫的祸患。内侍宦官王中正检查巡视保甲，权势气焰震动地方，各地竞相奢侈地供他铺张，以取悦于他，主管的官吏来请他，程颢说：“我这个县里贫穷，哪里能够效法其他的县呢。从老百姓中掠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只有我县令过去藏青的帐子可用作奢侈品了。”改任命为判武学，李定因为他在推行新法之初首先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弹劾他，罢免了现有官职而复原位，又因狱中逃走了犯人，责令他监汝州盐税。哲宗即位以后，召回任命他为宗正丞，没有上任就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
程颢有超过常人的天资气质，修养很好，和睦纯洁的气质，显露于全身，门生故旧朋友跟他交往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声色俱厉的样子。遇到什么事都很好地去做，即使是时间很仓促的时候，也没有急躁不耐烦的样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弟弟程颐听说汝南周敦颐谈论学问，于是厌弃科举考试的学习方式，感慨地有追求道义的志向。广泛地学习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道家、佛经的学习研究有几十年之久，然后反过来又求之于六经当中而有所得。从秦、汉以来，没有谁达到这样高的境界的。
教导别人从穷究知识到达知识的最高境界，使意念至诚以达到平治天下，从洒水扫地日常生活应对达到穷究真理，纯洁性格，善于有步骤地进行。担忧学者们厌弃平常的知识而好高骛远的毛病，以致最后一事无成。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道义不清楚，是因有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损害它。过去的损害较浅近而容易了解，现在的损害较深远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欺骗别人是乘别人处于模糊不清醒的时候，现在迷惑欺骗别人是凭借别人自觉清醒的时候。自认为穷尽神志、知晓变化，而实际上不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成就天下的要求，在理论上说没有不周到的，而实际上仅仅了解一些表面的伦理常识，至于穷究事物的真谛达到细致入微的境界，实际上不能够到达尧、舜的那种道义境界。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显鄙陋、晦涩固滞，就一定会达到如此的程度。自从道义不清楚，邪怪妖异虚妄的学说乘机竞相而起，充塞老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淹没于污泥浊水之中，虽有很高的才能，超人的智慧，然而因固执而拘泥于所见所闻，以致醉生梦死，而自己还不明白。这就是正确的道路都被荆棘与丛生的杂草所堵塞，圣贤的门道而被遮蔽塞住不通，直到迎头破开之后才可达到深明道义的真正境界的原因。”
程颢的死，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士大夫，没有不感到哀伤的。文彦博采纳大家的议论，在他的墓碑上题字称“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为他写序说“：周公死后，圣人的道义没有再流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术没有人再继承传扬。道义不流行，上百世没有善政大治；学术没有传承，上千年没有真正的儒士。没有善政大治之世，士大夫还可以了解善政大治的道义，把善良美好留给别人，传之后世；没有真正的儒士，就感到模模糊糊地不知怎样做才好，人的私欲盛行而天理消失了。明道先生生活于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了一直没有传世的学术，以大兴儒学作为自己终生的大任务，辨别不符合正统思想的教义主张，破除怪诞的邪说，使圣人的道义很有光彩地重新流行于社会，大概从孟子以后，只有他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们对道义不知道在哪里，那么，谁知道这个人所建立的功业呢？不知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谁知道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值得称道的情义呢？”
嘉定十三年(1220)，赐给谥号叫作“纯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河南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以致想交结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盘。二十一岁那年，以书信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以为不满足，于是又访寻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这种说教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师讲解易经，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二兄弟来了，与他讨论易经，第二天告诉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义很高深，是我所达不到的，你们可拜他为老师。”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精神焕发地、很自信地说“：我求得的道义已满足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学道。
考取进士，任命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为首先要办的事务，每个月的吉日，准备酒菜食物，召集乡间年龄很大的老人会聚在县衙署，亲自为他们劝酒应酬，使人们都知道奉养老人侍奉年长的人的道义，于是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训、劝告子弟的目的。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神宗刚刚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学之士帮助谋划治理国家，召他问治理方法，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于治道。”皇帝听后感到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他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问他新政如何，张载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别人也以善道报答您；如果像教导玉工雕琢玉器那样，则应该有不接受听从命令的。”明州苗振狱事兴起，张载去审理这件狱事，最后因为苗振的罪行杀了他。
回到朝廷，随即因病迁移隐居在南山脚下，整天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房子里，座位左右都是书籍，俯身读书，仰坐思考，有所心得就记载下来，有时半夜起床坐着思考、学习，点上蜡烛照着写作。他的志向道义，精于思考，从没有一会儿停止过，也从没有一会儿忘记过。他穿的是破旧衣服，吃的是蔬菜粗食，给他的学生讲习学业，每次都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业一定要像圣人才罢休。他认为，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要求做贤人而不要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一大弊端。所以他的学问是尊崇礼教，以德为贵，乐天安命，以易经为学的宗旨，以中庸为本体，以孔子、孟子为效法的对象，黜除怪诞妖妄，辨清鬼神妖怪。他的家里婚、丧、葬、祭之礼，大概都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之以现在的礼节。又议论考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的礼法，都想编排条理成书籍，使之可以成就于他的学术事业。
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自始至终，善于发现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他所谈论的政治是稍可复行古制。应当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以备咨询探访。”于是召他知太常礼院。因与太常礼院官员议论礼仪不一致，又以生病辞归，到半路上病得很厉害，晚上洗澡换衣后去睡觉，第二天清晨去世。因贫穷没有财物办理丧事，他的门生合起来买棺材办理丧事。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不热衷于官职的升迁，请求追加赠赐优恤，皇帝诏令赏赐馆职俸禄的一半。
张载博学古代，努力实践，成为关中士大夫们的一代宗师，社会上的人都称之为“横渠先生”所著书名是正蒙，又写有西铭，说：
“乾称为父亲，而坤称为母亲，我从这里来到人间，于是混然处于人间。所以天地的交合构成了我的身体，天地的运行造就了我的性格，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我与他们共有。
“皇上君主，是我天地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们，是天地父母宗子的家人。尊敬年老人，以长辈的礼仪对待长者，爱护关心孤独幼儿，以爱幼的善心对待幼儿，圣人要具备各种美好的道德，以俊秀的人才为贤能。凡是天下老弱病残、鳏寡孤独，都是我应以兄弟之间的联系去对待而无须要别人相告的人。‘按时去保护他们’，是子孙们的道德义务。‘快乐而不忧愁’，纯粹是尽孝的责任。违背就是背离道德；损害仁义就是贼，帮助恶狠的人是不才的表现，在行动上遵守常道是相似于有孝道的人。
“融会贯通了就善于阐述事情的道理，穷尽精微大义就善于继承圣贤的大志，不因为屋漏而感到惭愧为无辱，立志修身养性在于不懈。厌恶美酒，是崇伯子善于顾养的方法；培育英材，是颖封人的赏赐的类型。不弛于操劳而善始善终，是舜的功绩；没有逃脱的出路而静待烹煮，是申生恭顺的表现。身体所接受的而归于一个人的，是曾参吗？勇敢地顺从而服从命令的人，是伯奇。富贵福运恩泽，将使我的生存更加有利；贫贱忧愁痛苦，是父母天地对他们的考验和成全。存活时，我顺其自然；死了，我也得到安息。”
程颐曾经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发展了从前圣贤们所没有讲到的道理，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修养气质的论点是同一个道理，自从孟子以后大概再没有见到过。”学者们到现在仍然尊崇这本书。
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明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他的弟弟叫张晋戈。
邵雍，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他的父亲邵古迁居衡漳，又迁居共城。邵雍三十岁时，游历河南，把他的父亲葬在伊水岸边，于是成为河南府人。
邵雍年少的时候，自觉有雄奇之才能，慷慨地想树立功名。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开始做学问，就很刻苦努力，寒冷时不生炉子，酷暑时不用扇子，晚上不上床就席睡觉有几年的时间。而后感叹说“：过去的人崇尚友人像古代一样，而我自己却独独没有到各处走师访友。”于是越过黄河、汾水，跋涉于淮水、汉江一带，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原有辖区，很久以后，幡然归来，说：“道在这里了。”于是不再出去。
北海李之才代摄共城县令职事，听说邵雍好学，曾经到他房舍拜访，对他说“：您也听说了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说“：很荣幸地愿听您的教诲。”于是奉事李之才。接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李之才的传承，它的渊源端绪很久远，而邵雍探索精微、研究深奥，奇妙地领悟，心领神会地默契，洞察入微、探求深奥，如汪洋浩瀚、广博，大多是自己学习、研究所得的。随着他学问的增长，他的德性更高，研习玩赏的水平更加高明，可以观察了解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二气的增加与减少，时间久远的古代到现在的社会变化，细微的能跑、能飞的动物到树草花木的性情特征，可以很仔细地了解它们的变化与发展，差不多达到所谓不惑而无疑问的境界，而不是依靠仿照象数学，主观地推测而屡中的。于是增加宓羲先天的旨意，写成十多万字的著作流行于社会，然而社会上能知道他的学问的门道的人是很少的。
初到洛阳的时候，居住茅草房，不能遮挡风雨，他亲自砍柴烧火煮饭以侍奉父母，虽然常常断炊，然而却怡然自得，感到很快乐，别人不能看清他快乐的秘密所在。到为父母守丧的时候，哀痛损己完全合乎礼仪。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许多贤能的人退居洛阳的时候，都很敬重邵雍，常常互相一起串门游览，为他买园圃住宅。邵雍年年按季节种田收割，仅仅能自给衣食。给他的住宅取名叫“安乐窝”因此，他自称“安乐先生”早晨他焚香端坐，下午饮酒三四盅，微微有些醉意即不饮了，常常不到醉酒的程度，兴致所到就吟诗自咏。春秋季节就在洛阳城中游玩，刮风下雨常常不出屋，外出则乘小车马，一个人牵着缰绳，随意之所好，到哪算哪。士大夫们家里都知道他车子的声音，争相恭候迎接，小孩、佣人都欢呼跳跃、相互转告说：“我家的先生到了。”不再称他的姓氏名字。有时候留下来住宿二夜，然后才离开。喜欢管闲事的人另外做房屋给邵雍居住，以等待、恭候他的到来。名字叫作“行窝”
司马光把邵雍当作兄长看待，二人纯洁、高尚的道德被乡里所钦慕向往，父子兄弟之间每每互相告诫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晓了。”有士大夫到洛阳的，有的不到官府衙署，却必到邵雍家里。邵雍品德、气质纯粹凛然，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贤能的人，然而他不注重表现、推荐自己，与人交往没有界限阻碍，成天和大家在一起闲居宴请笑谈，不以为有什么奇怪。与别人谈话，乐于谈论别人的善行而隐瞒他的缺点。有的就便请教学问，他就回答他，从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别人不分贵与贱、老与少，一律以诚相待，因此，贤能的人喜欢他高尚的道德，不贤的人叹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城中的人才盛况空前，而忠诚、淳厚的风气传闻于天下。
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官吏受牵制被迫无所作为，有的自己弹劾自己离职。邵雍的门生故友在州县做官的，都写信向邵雍询问访察，邵雍说：“这是贤能的人应当尽力职守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能宽松一分，那么民众就会受一分恩赐了。自己弹劾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嘉。。年间，下诏访求隐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予他将作监主簿，又荐举隐逸之士，补为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辞谢未成才接受任命，最终又说有病而不到任。熙宁十年(1077)，去世，终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年间追赐谥号叫作“康节”
邵雍高明英俊，才智见识出众，傲视千古。他坦率平易、忠厚朴实，不露锋芒，因此他清醒而不激动，平和而不随波逐流，别人与他交接久了，更加尊重、信任他。河南府程颢初次侍奉他的父亲认识了邵雍，与他从早到晚，一直讨论不休，回去后，感叹地说：“尧夫，是内圣外王之治的学问啊。”
邵雍的智慧、思维超越常人，遇事能预测而事先了解。程颢曾经说“：他的心里虚怀若谷，光明磊落，自然能在事前预测了解。”当时学者因为邵雍有超人的造诣和远见卓识，想有高于邵雍的所作所为，甚至称邵雍有玩世不恭的意思；又因为邵雍能预测未来，就说邵雍对一般物质的声气存废有所感觉，只是以它的动态运行来推测它的变化。于是列举世事中已经如此者，都以为是邵雍有言在先，邵雍大概未必是这样的。
邵雍病重之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从早到晚守候在侧，快要死的时候，大家在外面的房子里议论丧葬事情，邵雍对众人所说的话都能听见，召他的儿子邵伯温来对他说“：各位君子想把我埋葬在离城很近的地方，应当把我葬在咱祖先的坟茔一起。”葬事毕后，程颢为他写了墓志铭文，称颂邵雍的道纯净而不杂乱，就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既安稳又成熟。他所写作的书叫作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他的诗叫作伊川击壤集。
儿子邵伯温，另外有传。